1887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罗门先生（MrSalomon）从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族青年那里发现了一部叙利亚文手稿。手稿记录了列班·扫马，一位来自汗八里的景教徒1276－1288年间从中国到欧洲的旅行。蒙元世纪很多西方旅行家到了中国，最著名的如马可·波罗、鄂多立克、孟德·高维奴，但是，也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旅行家，从北京到巴黎……列班·扫马，这位可以与马可·波罗、伊本·白图泰齐名的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，被历史遗忘了500年。
1276年前后，马可·波罗一家到汗八里不久，大都城西南50公里外房山“十字寺”的景教徒列班·扫马（Rabban Sauma）与他的徒弟马古思（Rabban Markos），西去耶路撒冷朝圣。启程的时候，列班·扫马还不知道此行的终点不是地中海边的耶路撒冷，而是更西的大西洋边的巴黎或波尔多；也不知道他的旅行的历史意义，远远超出个人朝圣。蒙元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国，已知的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，却只有列班·扫马一位。蒙元世纪罗马教廷与蒙古汗国一直在寻找合作的机会，先是基督教国王向蒙古大汗，后是波斯的伊儿汗国向基督教廷，列班·扫马出使欧洲的时候，机会最有可能变成现实。
他们出张家口到东胜，沿着黄河向西南抵唐古特城。马可·波罗的来路正是列班·扫马的去路。离开唐古特城后，列班·扫马穿过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部边缘，即古老的丝绸之路南路，先西北再折向西南，两个月后到达和田。这一段旅程艰难。大沙漠“天气干燥、荒无人烟、水是苦的”，远征的士兵“路绝粮断”，饿死在这里。列班·扫马的描述尽管没有800多年前法显和尚、600多年前的玄奘和尚那样生动，沙漠旅途的恐怖景象也是可以想见的。在和田城休整6个月，到喀什噶尔，“他们发现城中没有居民，因为该城最近遭到敌人的洗劫”。马可·波罗见到的那个繁荣的商都：发达的商业、手工业、纺织业、美丽的花园、果园、葡萄园，清真寺与景教堂，听起来竟像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纪的故事。其实相隔也不过3、4年，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争，毁灭了一切。和田与喀什噶尔都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绿洲城市，商队来来往往，波斯人、叙利亚人、畏兀儿人、蒙古人，不同种族的居民讲着不同的语言，信仰不同的宗教，埃及或罗马的玻璃、波斯的地毯、中国的丝绸，从这里转运西东。过了喀什噶尔就出了丝绸之路的中国段。佛教徒越来越少，穆斯林越来越多，他们来到海都汗王所在的怛逻斯城，500多年前大唐的军队在此败给大食的军队，从此这片土地就变成穆斯林的世界了。高山、荒漠、更恶劣的气候与更凶险的战争，九死一生，列班·扫马很少叙述旅途的经历见闻，只说他们拿着海都的特许证，“在困难、疲劳和恐惧情况下来到呼罗珊”。
呼罗珊是波斯伊儿汗国的领土。列班·扫马与列班·马古思在伊儿汗国朝圣、修行，从途思城（今马什哈德西北20公里处）到巴格达，从巴格达到大不里士，但始终未能如愿前往耶路撒冷。1280年，列班·马古思被景教宗主教马·登哈任命为“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”，列班·扫马成为契丹景教教区的巡察总监。但他们二人都不想回中国去。朝圣没到圣地，不能回去；来路漫漫，九死一生，归途也不敢想象。忽必烈与海都间的战事延误了他们的行期，事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一年以后，马·登哈去世，列班·马古思被推举为宗主教，来自中国北方的朝圣者在巴格达，竟奇迹般地成为全世界景教的首脑——宗主教马·雅伯拉哈三世。马·雅伯拉哈三世在巴格达的马·科卡大教堂就职，列班·扫马，他过去的老师，现在为他管理内务。旅行的第一阶段结束了，他们似乎已经到了终点。如果不是5年以后阿鲁浑汗要联合罗马教廷进攻叙利亚、巴勒斯坦，马·雅伯拉哈三世推荐列班·扫马出使欧洲，列班·扫马很可能就会终老为宗主教的内务总管，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中。
列班·扫马重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从中国到了波斯，而在于他从中国到了欧洲，而且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位从中国到西欧的东亚旅行者。1200年前甘英出使大秦，西到红海或地中海岸，500多年前杜环在怛逻斯被俘，流落西亚，又从海路回到中国。如果列班·扫马停留在巴格达或马拉加，他的身影就不仅消失在马·雅伯拉哈三世的身后，也消失在那些丝绸之路上的伟大先驱的身后。
从1281年到1287年这6年间，列班·扫马没有什么变化，他身边的世界却动荡不安。阿八哈去世，继位的阿合马自称算端，要将整个伊儿汗国伊斯兰化，马·雅伯拉哈三世变成了囚徒，直到阿鲁浑打败阿合马，马·雅伯拉哈三世重新掌教，他们要遣使去欧洲时想到列班·扫马。历史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于1287年6月23日。这一天，那不勒斯港口停靠的一艘从拜占庭来的船上，走下来自汗八里城的教士列班·扫马。
阿鲁浑汗遣使欧洲的意图是联合十字军攻打马木鲁克王朝。列班·扫马一行从伊儿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出发，到特烈比宗上船，渡海到拜占庭，再从东罗马帝国到意大利。当时的欧洲，不管是教廷还是王室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关键点上，列班·扫马给他们带来了唯一一次机会。1245－1247年间基督教教廷曾派出规模庞大的安德鲁使团谋求大汗的支持，联合进攻西亚伊斯兰国家。路易九世也将十字军收复耶路撒冷的希望寄托在与蒙古人的联盟上。起先是基督教十字军希望联合蒙古人，蒙古没有响应，然后又是蒙古人试图联合基督教十字军，欧洲又没有响应。旭烈兀曾计划联合十字军消灭马木鲁克王朝，阿八哈1266、1276年两次遣使欧洲教廷，寻求军事合作。教皇不是不感兴趣，而是无能为力。1285年，即位不久的阿鲁浑再次致书教皇，表示“要在上帝、教皇和大汗的帮助下驱逐萨拉森人”，请求在他发兵叙利亚时，十字军也在该地登陆，同时发起进攻。教皇没有回答，至少没有回绝，阿鲁浑汗看到希望，1287年，他又派出列班·扫马，带着信札、礼物。这已经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伊儿汗国即将开始衰落，1291年阿鲁浑去世后，很快地伊斯兰化。
后世希望列班·扫马的游记能够更多地谈谈他的旅途见闻。我们知道许多蒙元世纪西方旅行者眼中的东方，却很少知道东方旅行者眼中的西方，关于西方世界的世俗生活。遗憾的是，列班·扫马很少描述欧洲的人与物、城市与建筑、语言与习俗、食物与服装，如果比较一下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、马可·波罗与列班·扫马的欧洲行纪，就明白后者缺少什么。在那不勒斯逗留很短，除了一场海战，没有什么引起列班·扫马的注意。从那不勒斯到罗马，他们骑马穿过了古罗马帝国当年最繁华的地区，当然，也是13世纪世界上最繁华的地区之一。列班·扫马生长在蒙古劫难后的华北，旅行从蒙古草原、中国西域到中亚波斯，沿途也大多是荒漠与战乱后破败的城市。意大利中部的繁荣给他深刻的印象，他说沿途“没有闲置的土地，到处都是房屋”。这一段的旅行是轻松愉快的，唯一出乎意料之外的是，他听说两个月前，他还在君士坦丁堡参观拜占庭皇宫时，罗马梵蒂冈的教皇霍诺留斯四世已经去世了。现在12位红衣主教主事，新的教皇还没有选出。
梵蒂冈里的觐见仪式，令人想起中国皇宫，都有主管礼仪的僧侣或礼部官员教你如何下跪、如何行礼。红衣主教们对列班·扫马进行了教义诘问。他们先是吃惊，听说许多景教教士去东方传教，蒙古人、突厥人、汉人中有许多基督徒，看到列班·扫马举行的景教礼拜与西方基督教大同小异；然后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，列班·扫马说：“我从远方来此不是为了讨论或讲述我的信仰，而是为了晋谒我主罗马教皇和敬拜圣徒遗物，为了送交国王与宗主教的信件。”红衣主教们一时无法对阿鲁浑汗的联盟计划做出明确回答，只好让列班·扫马先休息、观光。
列班·扫马的旅行始终交织着出使与朝圣。政治使命未成，只好先朝圣。列班·扫马在梵蒂冈的教士陪同下，参观了梵蒂冈的圣保罗大教堂与罗马城。新教皇一时还选不出来，每一位红衣主教都想自己当教皇，列班·扫马只好继续北上，去巴黎觐见法国国王菲利浦。初秋到达巴黎，列班·扫马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进城，新即位的法王菲利浦四世看上去是个有作为的年轻人，他说连异教徒蒙古人都这么关注解放圣地耶路撒冷，基督徒没有理由不热烈响应。菲利浦四世答应“派大军”与阿鲁浑汗联合行动，进攻马木鲁克苏丹，并派了一位骑士随行波斯报聘。
实际的前景并不乐观。菲利浦四世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的心腹之患在法国边界而不在地中海的那一边。西部他与英国国王爱德华的积怨已深，不久将爆发一场持续4年的战争（1294－1298），南部与阿拉贡国王的争端主要在普罗旺斯的领主权上，东北方在佛兰德斯，他与神圣罗马皇帝也有冲突，由于财政收入不足，他禁止法国硬通货外流，法国教会的贡税减少，又得罪了罗马教廷。列班·扫马并不了解这些背景，他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，有大功告成的轻松感。13世纪的巴黎可能是欧洲最大的城市，它不像那不勒斯、热内亚那种商业城市，也不像罗马那种宗教城市，巴黎的特色是王家气派与文化。如果说王家气派不可与君士坦丁堡同日而语，文化氛围却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，列班·扫马说10万市民中，“有3万学者研究基督教教义和世俗之学，即翻译和解释所有的圣经和科学，科学系指哲学、修辞学、医学、几何学、算术和星象学。他们经常忙于写作，一切活动都得到国王支持。”列班·扫马“参观了市内一切”，但他在游记中特别提到的只有圣丹尼斯教堂，那里停放着已故法国国王们的棺木和他们王冠、武器和衣服，有500名修士在为他们斋戒、祷告。30000名学者与500名修士，在数字上显然都有些夸张，或许说明巴黎的规模让列班·扫马印象深刻，叙述游记时保留在记忆中的数字不知不觉地被夸大了。但是，他始终没有提到巴黎圣母院，这一点不可思议，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他和他所在的景教教会，都无法接受一个供奉“圣母玛利亚”的教堂。他在叙述游记时省略了，或被记述者省略了。
列班·扫马1287年10月初告别巴黎，前往波尔多觐见英王爱德华。列班·扫马的到来对这座小城是件大事。爱德华国王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立刻接见了他，并表示，收复圣地耶路撒冷，基督教君主责无旁贷，他们身上佩带的十字徽章时刻提醒他们这一神圣使命。爱德华一世请列班·扫马领宫廷弥撒，然后盛宴招待阿鲁浑汗的使者。从当时的一则史料中我们知道爱德华宫廷宴会的场面，一次宴会可以上10头牛、59只羊、1742只鸡、各种野味、海鲜、大量的酒与面包……列班·扫马对他所领受的盛宴只字不提，依旧叙述他参观教堂圣迹。辞别英王的时候，已经是冬天了。列班·扫马决定返回热内亚过冬。从罗马到巴黎的途中，他曾在热内亚逗留并受到热烈欢迎。那是唯一一个让东方人感到亲切的西方城市。许多热内亚商人去过波斯甚至中国，其中可能还有列班·扫马的熟人，至少那是他的意大利译员或随从的家乡。列班·扫马的心情很好，12月的热内亚依旧是绿叶满树、海风和煦，列班·扫马将热内亚比作“花园般的天堂”。出行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，欧洲两位最强大的国王已经答应出兵配合伊儿汗国进攻马木鲁克，只剩下教皇了。而十字军不能没有教皇的支持。
半年过去了，想当教皇的12位红衣主教有6位已经去世，教皇还没有选出来。列班·扫马有些焦急，1288年2月20日，新教皇终于即位，尼古拉四世就是当时诘问扫马教义的那位红衣主教。列班·扫马急忙赶往罗马。新教皇的礼遇令一个朝圣者感激涕零。他被挽留下来过复活节，有幸在梵蒂冈领了一次弥撒，从教皇手里享用了圣餐，并参与、目睹了复活节期间所有重大仪式。但是，作为一位使节，出使的结果却令人失望。复活节之后，列班·扫马将返乡，教皇分别致书阿鲁浑汗、马·雅伯拉哈三世、已故阿八哈汗的遗孀拜占庭公主等和一些在波斯居留的欧洲人。这些信的副本保存在梵蒂冈教廷档案中。教皇让阿鲁浑接受洗礼，让景教宗主教、波斯大主教、汗王的遗孀修正信仰，让在波斯经商或在汗廷当差的欧洲世俗中人传教，惟独只字不提派遣十字军配合攻打马木鲁克。似乎阿鲁浑汗接受洗礼后“借助主的帮助，耶路撒冷的解放将会更容易实现”。十字军的援助不可指望了，阿鲁浑汗只好先信仰上帝，然后等待上帝在他攻打马木鲁克苏丹时助他一臂之力。教皇将收复圣地的责任一半推给阿鲁浑，一半推给上帝。
列班·扫马的使命实际上落空了。带着这些不合情理、令人失望的信件与礼物，列班·扫马于1288年9月返回波斯。此后，阿鲁浑继续遣使去欧洲，但都没有实效，教皇对他的倡议未置可否，法国国王与英国国王都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。机会正在不知不觉地流失。马可·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儿汗王阿鲁浑。1291年，马可·波罗一家从中国启程时，阿鲁浑在波斯逝世了。阔阔真公主转嫁阿鲁浑的长子、拥重兵驻守忽罗珊的合赞。在从波斯到君士坦丁堡的途中，马可·波罗听到忽必烈大汗驾崩的消息，他知道再也不可能重游遥远如天堂般的汗八里了。这是1294年，这一年列班·扫马在波斯也去世了，列班·扫马弥留之际那深沉悠远的祈祷声响起的时候，法王与英王之间再次爆发战争。
那是一次可能改变世界的旅行。如果教皇响应阿鲁浑汗的倡议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，西亚伊斯兰世界、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的历史都可能重写，甚至影响到世界近700年的文明格局。列班·扫马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扮演了关键的角色。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创建了一个世界帝国，彻底打通了东西方世界。马可·波罗、鄂多立克、孟德·高维奴等从欧洲来到中国，列班·扫马也从中国到欧洲，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位到西方的中国旅行家。这是中西交通史的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起点。列班·扫马的原始记载中，一定包含着大量吸引人的史料，如果没有散佚，如果叙利亚语译者没有删节，蒙元世纪中西交流的历史一定写得更丰富更有意义。
在马可·波罗们到中国的时候，从中国出发的旅行家也到了欧洲。旅行改变着世界，它有三层意义。一是旅行者从故乡到异乡，沟通了两地的物资与观念；二是旅行者回到故乡，在故乡面前打开了异域，他所开始的贸易重塑了本土的经济结构，他所叙述的大量的有关异域的知识与经验丰富了故乡的视野；三是本土在试图将异域的力量纳入自身文明秩序的同时，开始在自身的社会与文化结构内组织、创造异域的意义，使其成为具有某种超越价值的文化乌托邦，推动本土的变革。旅行改变世界，不仅要从故乡到异乡，还要像马可·波罗等人那样将异乡带回故乡。列班·扫马从中国到欧洲，最终却没有返回中国。他用波斯文记载的游记、出使报告、日记以及书信，在伊儿汗国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全部散佚了。“发现”也留下遗憾，叙利亚文手稿简要得令人失望，叙利亚语译者也是编者，他说他翻译过程中删节了大量的内容。旅行的历史意义不仅要有勇敢的旅行者，还要有接受这些英雄们的社会文化环境，他们渴望异乡与异乡的消息，渴望超越自己改造自己，渴望从家乡走向世界并将世界变成自己的家乡。马可·波罗赶上了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期待视野，尽管许多人将信将疑，他的游记还是有许多版本在欧洲广泛流传。列班·扫马在这一点上是不幸的，他的家乡不关心异域，他所记述的异域，在波斯没有流传。即使他回到汗八里，用汉语写作游记，也难免不会散佚。表面上看，散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实质上却有必然的理由，它是社会文化无意识遗忘的方式。随意丢失的是人们不经意、不珍视的东西。蒙元世纪许多欧洲人到中国，从中国到欧洲的中国人也可能不止列班·扫马一位，大旅行的种种动人的事迹，为什么在中国史料中记载那么少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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